文/谢慧敏
今天早上，收拾着东西去母亲家，女儿从里间蹿了出来，嚷嚷道：“妈妈，你这回千万千万不要从外婆家带东西了，我都吃怕了。”强调的语气让我发笑。
刚刚不久，我从母亲家里回来，照例拎回了一堆推辞不掉的食物，其中份量最重的是白酒酿，足足有一大锅，这是我们的地方小吃，由于制作程序较麻烦，对食材又有要求，平时不常做，母亲每做一次，必做一堆。塞给了我很大的份量。这一大锅白酒酿，我们一家三口从周一吃到周五，从早吃到晚，全家都吃歪了嘴。
这样的镜头，每去母亲家一次，必重复一次：“妈，不要再拿了，我们够吃了。”“拿着拿着，都已经做好了，你回去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太多了，吃不完的。”“吃得完，趁我现在还做得动，有你吃的，以后我动不了了，你想吃都没有。”于是，我不是搬回一锅热猪腿，就是拎回一堆年糕或是一袋米糕。
一开始是享受，那都是母亲精心烹制的美食，还省去了一堆麻烦。但是到后来，它就变味了，我想要换换口胃，想要换个地方吃饭，可是一想到那堆食物，想到母亲的一片心意，要赶在食物坏掉以前吃掉它，只得作罢。最后，它成了一件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当一件事情变成任务时，它的性质悄然发生变化，愉悦成为负担，享乐变成压力。
由此可见，生活中的事物不是占有越多就越好，哪怕它是好事。占有的同时也是一种反占有，你占有了某样事物，它同样也占有你，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家中的家什，你占有它的形体，它要占有你的空间，过多会妨碍生活。
事物都有两面性。
拿权力来说。权力的魅力，对男人而言不啻是一副春药，让人血脉贲张。但是权力又是高悬于天空的月亮，展示人前的永远是它姣好诱人的正面，让人忘却它还有阴暗的背面。责任跟权力是孪生子。权力有多大，责任也多大。皇帝坐拥无边权力，享有君临天下生杀予夺的快感，也要背负天下兴亡的责任和烦恼。崇祯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大明王朝同时也把重担压在了他不强壮的双肩，不堪重负的他吊死在煤山。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最后的感言是：“当皇帝真是一件苦差使。”
据说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是39岁，普通民众的平均水平是50多岁。
我曾经在一个十几个人的单位担任一个小主管，我对员工的要求是不迟到不早退。我的员工们不能迟于正常时间十分钟，而我自己则常常第一个到单位，我生怕给他们树立不好的榜样。我设立的制度，同时也是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你在管人的同时，同样被人管。
西哲说：“你被自己所奴役的奴役。”
单位有一项年休福利制度，按工龄计算，工作时间越长，可以享受的假期也越长，大家纷纷用来旅游和探亲。这项福利近年有了变化，越来越好，假如你不请假，可以得到平时三倍以上的工资，在年底就有一笔不菲的收入。这样一来，几乎没有人去请假，大家都埋头工作。
你占有事物的价值，它则占有你的时间、精力。
太多的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或是不想明白这样的道理。
人心很容易被欲望填满。权力、财富甚至是女色，每一样都想抓在手里，没有得到时想得到，得到时想更多。当它们与你的能力匹配时，你是快乐的。一旦超过承受范围，它带来的苦恼和压力远甚于幸福。拿财富而言，你要为你的财富保值、增值费尽心力，你还得安排财富，多少富豪家庭因财产分配不公而亲人反目，一碗水岂能揣得平？况且有时你也不想去揣平，但是属于你的财产，貌似连不揣平的自由都没有。
我很佩服台湾漫画家蔡志忠，他在三十七岁那年毅然关掉了公司，辞去了职务，他说：“我所赚的钱足可以维持我下辈子了，我要去画画，我不想让金钱买断我的后半生。”
我也欣赏《阿甘正传》里的笨蛋阿甘：“妈妈告诉我，多余的钱是没有用的。”
引申到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过剩的，人心不可太过，人生要懂得取舍。
星光不问记：对于父母的心意，有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把带回来的好东西除了留部分自己吃，也可以分享一些给自己的邻居或者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感受这些美好的食物，又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这些食物的味道。
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 S.哈蒙德（John S.Hammond）在其著作《决策的艺术》中指出：
“人类无意识地运用很多常规程序，来应对大多数决策内在的复杂性。这些程序被称为启发法，在很多情况下都对我们大有帮助。例如在判断距离时，我们的大脑经常依靠的一种启发法是，清晰度与距离成正比。一个物体越清晰，我们就断定它的距离越近；越模糊，我们就认为它肯定距离越远。这种简单的心理捷径有助于我们连续对距离做出判断，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然而，像大多数启发法一样，心理捷径并非万无一失。在烟雾较重的日子里，我们的眼睛会欺骗大脑，认为物体比实际距离更远。它所产生的失真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危险，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忽略。然而对于飞机飞行员而言，这种曲解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飞行员不光要会用眼看，还要接受训练，会使用客观的仪器来测距。”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能只凭经验而想当然，我们更有可能会受限于自己的认知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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