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伊卡洛斯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
【定义廉洁】
“盖暧昧不明与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要明确廉洁的含义，就得看清腐败是什么。而腐败的，并不是只有贪官。尽管各时代各地区对腐败的定义都有着差别，但是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在公共领域过度追逐私人利益”，以及“行使公共权力时将少数人的私利放在公共利益之上”。从中能够解读出，腐败的特征不只是贪婪，还有懒惰。而如果结合现实体验深入思考的话，就会深信：二者是共生关系。
实际上，腐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公共财产的流失。与经济性腐败相比，政治性腐败性质更恶劣，后果更致命。一个“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的官场，能够污染一切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制度，消解整个官员对国家的信心。让公职人员忙于打造完美形象，让领导高兴；对治国理政却推拖糊弄，相互隐讳，莫敢上闻。他们表面上“政治正确、执行坚决”，暗地里挖沟渠，让领导政策按照他们的意图流动……因此，腐败是社会的“问题域”，也是发展“负资产”，从破坏竞争到荼毒文化，从戕害公平到拉低道德，并且蛀蚀了民众信心、民间信仰和社会信任的根基。“政治违章建筑”就像“城市牛皮癣”一样，不但严重影响执政观感，而且弱化了党员群众的归属感好获得感。
然而，反腐是一场现代化的专业性工作，面对政治生态的治理，我们不能报以“泛道德化”的非理性态度，而是必须以科学地、历史地、现实地方法来有策略地进行。正如一个生病的人需要先“猛药去苛治顽疾”、而制定契合自身的“康复计划”，最后再治疗“亚健康”。从腐败走向廉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任重道远、攻坚持久、循序渐进，步履铿锵的。
廉政牵引着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公平交易、司法改革、生态革命，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既要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官场逆淘汰现象 ，也要净化“很多人不是反对腐败，而是反对自己没有腐败机会”的社会不良风气。社会政策落点和综合发展效果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因此，反腐需要上下齐力： 一方面，治理变革、整肃贪腐，对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进行有序政改；另一方面，告别民粹，运用网络等创新的手段激发群众观众，促进人民参政议政，实现有效民主。
【有序政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反腐是政治的微缩景观，廉政反腐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因此，“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
整肃贪腐，目的是形成廉洁的政治与社会风气，需要一抓主体，促进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的公德（相善其群）和私德（独善其身）提升；二抓载体，改进官方形象和公务行为，勤政节俭；三抓媒体，促进媒体信息传播“再平衡”，“治奢”、少“烧钱”。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强化法纪观念。“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归，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而成文规则是组织经验教训的储藏所。 健全党内法规是要用纪律管全党，监察体制改革则是用法律管全体。法治不是抽象的，它包括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可以通过官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文风、话风，都可以看出他的法治性、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
此外，还需要坚决抵制反对同各种错误思潮，比如所谓的“反腐伤经济”的谬论。实际上，治病讲究“三分治，七分养”，一个大国经济发展，绝不可能把经济增长寄托在奢侈品消费、公款消费和行贿支出的“拉动”上，把官员勤廉有为寄托在“腐败获益”和“非正常收益”上。“官民公奢”犹如饮鸩止渴，不但会令贪腐成本冲销发展效益，更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政府简放政权的拦路虎。
既要效率，又要纪律；既要干事，又要干净，这是为官做事的“本钱”。官场作风问题和风气问题，不但会导向腐败，还必然导致精神垮塌。 作风是变量，是党建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必要时还须下猛药，以“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
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必须适应“监督无处不在，问责无时不有，举证无人不可”的网络化生存环境，必须在办公室内外、八小时内外全天候保持地人民监督和党纪国法的敬畏感，必须适应“既管本人又管家人”、“既管才德又管财产”的全方位监督压力。
【有效民主】
如上所述，廉洁事关人民的方方面面，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息息相连，而在这其中，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与廉洁的关系最紧密。
在社会公平方面，“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社会不可能清廉。因为人们会不择手段地“向钱看，向上爬”。所以贫富越悬殊，腐败越难治。只有把教育、医疗、住房的民生难点用公共财政、公共经济、公共服务来“兜底”，才能确保“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少数人的成功”和“垄断者的繁荣”，如同给腐败高发期戴上的镀金饰品；“多数人的幸福”与“改革者的成功”，才是向着共享、普惠的社会目标一步一步奋进。
因此，必须把维护民众的“钱包权”作为施政重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资金在网络上监管” 。一是管好国家财政即“公家钱包”，重视知情权、监督权和信息公开；二是理好社会财富即“私家钱包”，强调民生权、财产权和分配正义。两个“钱包”消长用度，体现了公共政策偏好和社会分配导向。
在政治民主方面，腐败是不民主的内卫，更是不公开的嫡亲。因而，国家稳定离不开民主。但是，民主不在于如何标榜，而在如何实现。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实现民主的关键，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即在一个不相熟悉的共同体下，能够承认对方人格、追求互相平等、诉诸理性交流、少数服从多数、支持他人权利。这需要我们远离“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不做皇帝，就做顺民”的极端情绪，远离“道德洁癖、利益近视、文化散光、散漫被动”的社会戾气。
此外，信任不能替代监督，民众实施问责，担起人民主体地位的责任，除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提升。还离不开对当下时代资源的有效利用，一个社会资源，即支持和举办体现共同价值观的社会活动，训练自己在团队中“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的能力 ，从而培养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生活和法治精神，继而最终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另一个是技术资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这样几乎是零成本、无时差的集体凝视、集体苛评与集体合围观中，让公权主体不诚不信、不廉不洁的成本呈几何级增长。
当然，同在屋檐下共事难免磕磕绊绊，陌生人间的交流融通总会纠纷不断；互联网也未必是“互信网”，大数据更未必是“真数据”。外界资源运用中产生的问题值得警惕，以避免产生与初衷相违背的严重后果。但是，相比之下，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国国民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存在，只可能是实践出来的，绝不可能是思辩而成的。
【新路在望】
万事从来贵有恒，无须扬鞭自奋蹄。拐点不是“车已到站”，而是“新路在望”，在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的廉洁拐点下，“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
而若要问责制度扎根和繁茂，实现政治生态的稳定性、开放度、透明度和成熟度，须从“注意传统文化“与”顺应时代潮流”两个角度出发。对过去我们看得越清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多。中国传统对清官的七大特征（正气、勤政、谏诤、执法、爱才、律己和家教），对当今的我们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 。而对当下我们看得越透彻，未来发展的确定性就越高。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已不再是独善其身，而是双向开放。即“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党内治理开放化），健全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党外监督体系；与“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国内治理开放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持守担当，自我革命；越痛越坚韧，越梦越清醒。
腐败就是穿过时光峡谷时最凶险的滩涂与巨浪。《廉洁拐点》提供了一份来自美国历史的成功经验：老罗斯福总统从制度上解决了美国当时严重的腐败文体，将国家带入了正轨，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因为他实现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趋同性治理共识、联邦和各州的协同性行动共识、资本家和政治家的政治共识，在反腐与廉洁建设中凝聚了社会上下的共识。
在瑞典，廉洁拐点意味着高福利、发达经济的社会模式，它号称“不让一个人掉队 ”，用廉洁治理来造福人民。新加坡的廉洁拐点则与严刑峻法有关，“以廉立党，以法治国”，从领导人以身作则到法律与各项制度设置，都严格遵循廉洁原则，这正是新加坡变成现代化国家的秘诀之一。当然，《廉洁拐点》提供给读者的不只是上述成功案例，苏联的失败教训也让人意识到，在国家转折期对腐败问题的不作为，对大国发展之路的伤害是致命的。
在梳理了作为大国标配的廉洁拐点案例后，作者思考的重心当然还在中国当下。新常态的时期需要新的治理模式，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廉政建设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廉洁拐点》提出这其中有一套科学的顶层治理，这是“从生产力革命向新治理革命”的转变。
这其中有一套很有针对性的“组合拳”。从“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官场反腐风暴，从八项规定出台到反腐的制度建设，从修复政治生态到干净的政商关系的恢复，再从精准反腐到海外“猎狐行动”，种种迹象都意味着国家在经历一场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与此同时，这样的时期也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社会矛盾多发期，能够妥善解决后这些问题，正是中国转向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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