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云峰
世界上有几场著名的悟道:悉达多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勘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感知世界真相，创立佛教，被称为“释迦牟尼”；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荒原上禁食苦修，得到上帝的启示,创立基督教，被称为“救世主”；默罕默德在山洞中隐修冥想，听到安拉真主的召唤，创立伊斯兰教，被称为“先知”。抹去宗教色彩，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同样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于贵州龙场驿的深夜，在“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创立阳明心学。500年来，国内外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企业家，都将王阳明奉为精神偶像和心灵导师，把他称为真正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千古圣人，并对阳明心学顶礼膜拜，从中汲取精妙智慧。
一切顿悟都是渐悟过程中的嬗变。王阳明从小天赋异禀，11岁就将成为圣贤作为人生终极目标，15岁开始“五溺”之旅，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龙场悟道后，最终归于儒家的圣贤之学。“五溺”虽没有为他直接打通圣人之路，但精研儒释道文化，为日后创立阳明心学注入了兼收并蓄的思想基因；游侠和骑射经历为他将来带兵打仗、剿匪平乱提供了直接帮助。可以说，王阳明一生都是在“渐悟—顿悟—渐修”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修炼提升，如果没有当初这“五溺”就没有日后的一夜顿悟。
科普阳明心学就得从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说起。理学由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等人发端，经程颢、程颐兄弟发展创立，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理学引佛、道思想入儒学，并将“理”作为研究对象和宇宙的本体。与朱熹同一时代的陆九渊，提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初创“心学”，后经明代陈献章、湛若水完善与发展。王阳明继承并创新前人思想，以儒为本，众采佛、道精华，重构理论体系，将心学推至巅峰，使其大行于世。阳明心学既不是心理学，更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修心之学、实践之学、圣人之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其核心思想，也是阳明心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01.万物一体的第一层心法——心即理
在程朱理学的语境中，“理”类似于老子说的“道”，是高度抽象化的概念。“理”既是派生天地万物的宇宙本体，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落实在道德层面则表现为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也称为“天理”，与“人欲”形成并立的概念。所谓人欲，并非指人正常和基本的欲望，而是指那些违背道德的不合理、不正当的贪欲。后世对朱熹和理学口诛笔伐，认为他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是扼杀人性，其实是不明本意的曲解和冤枉。实际上，心学和理学同属儒学范畴，都是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也都把“存天理，去人欲”视为完善人格的必由之路、成圣成贤的不二法门。
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修行和为学的路径上，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认为“凡一物上有一理”，甚至“一草一木皆有理”，因此，应该穷究每个事物的道理，从而获得广泛知识，并认为人的道德境界会随着知识的增加而逐步提升，所以朱熹说:“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陆九渊则与之争锋相对，强调为学最重要的就是“先立乎其大者”，知识的增长并不能直接促成人格的完善，必须先认识到人的本心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先要向内存养本心才能不被外物所迷惑。在不悟本体、不明本心的情况下徒然花费功夫向外求索，就会令修行和为学成为“无源之水”；如果按照理学的那条路去走，只能陷入“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困境。所以，陆九渊才会喊出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基于此，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从而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
众所周知，王阳明早年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不仅笃信格物穷理之说，而且身体力行，不眠不休格竹七天，结果一无所获、一病不起。究其原因，按照王阳明后来的反思，就在于朱熹的格物致知会导致“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就是心与理割裂为二、知与行断成两截。最后，经过多年颠沛流离、出生入死的磨砺，王阳明终于在龙场驿那个“居夷处困”的绝境中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高呼“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认为，世儒都将格物之学弄错了，导致舍内心而逐外物。所谓格物并不是要格外物，而是要格内心，“理”也并非存在万事万物之中，而只存在自己心中。心外无物，心即是理。而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杂。只要能把内心修炼得一尘不染，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阳明心学由此诞生。
在王阳明看来，理是自心本具、不假外求的，只要一念反观，当下体认这个心，便会发现，成圣成贤的潜能一直都隐藏于我们的躯体之中，人最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善并成就自己。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传习录》中记载，徐爱问：您讲只求之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王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哪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王阳明认为，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
据说，王阳明与朋友同游会稽山，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段话也是心学被抨击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靶心实证”。其实，王阳明在此更多是强调心与物的联系与感应，并没有以心来决定或否定物的存在。如果用僵化的思想和机械的标准来划分，古往今来世界上大多数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是唯心主义者。准确地说，心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心学是万物一体、万物互联的世界观，其本质是对主义的超越、对两分法的消解。在理论上，心学将万物归一于心，没有表里、内外、上下之分，心与理不可分、意与物不可分、知与行不可分，任何“一”都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整体。这也就是《华严经》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实践中，王阳明将万法归一于心，再以一驭万物。在心上做减法实则比做加法难度更大。
02.内圣外王的第二层心法——知行合一
行问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久远的话题。一直以来，知和行就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彼此独立的概念。《中庸》里将“知”称为“道问学”，将“行”称为“尊德性”。人们经常会顾此失彼，要么重知，要么重行，即便是将知行并重，也仍未摆脱二元对立的窠臼与桎梏。朱熹和陆九渊就曾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朱熹强调“道问学”，即以求知问学作为人格完善的前提，提倡先知后行;陆九渊强调“尊德性”，即以体悟本心作为圣贤之学的关键，提倡先行后知。而王阳明将二元归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这也标志着阳明心学实现了对理学与传统心学的历史超越。因为，虽然王阳明重新定义了格物致知的概念，但“心即理”毕竟是先由陆九渊提出的，阳明心学的第一层心法只是传承基础上的理念创新。“知行合一”的提出不仅迅速成为阳明心学的新标签，更彰显了实践价值。
王阳明认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他用《大学》里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具体解释。他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你看见一个美女，觉得她美，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喜欢之心，这就是行。你闻到一股臭味，觉得它臭，这就是知;随即动了一念厌恶之心，这就是行。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起心动念都是知，也都是行。换言之，知和行同为一个心体的两面。既然知行都不离本心，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知”就不仅是程朱理学求知问学之知，更是对本心的体认;“行”也不仅是外在的道德践履，更是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进而言之，人一旦体认了本心，自然懂得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所以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反之，一个人会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自然可以处处体认本心，所以王阳明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最后，王阳明得出结论,知行只是同一功夫过程的不同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里需要再纠正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现在很多人被“知行合一”的提法吸引，将其想当然地理解为“知识与行动结合、理论指导实践”，这完全是曲解了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本意和目的。人的感知和反应是瞬间完成、高度一致的。感知就是知，反应就是行。感知通过意动完成反应，两者无缝隙、无歧出就是合一。一念发动即知即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若发动处有不善，须彻底根除，使善念完全落实到行动上，这才是知行合一的本意。在实践论中，知行合一是修炼诚意的功夫，将其投影于外，即表现为心口合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如果将“知行合一”错误地理解为用理论指导实践，必然会先致力于增加知识储备，等存量足够大了再去行动，这也恰恰是朱熹“知先行后、格物致知”之法。庄子在2000多年前就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后人为了强调学习和求知的重要性而断章取义，刻意把这句话的后半部分略去不提。庄子认为，想要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不明智的，必然会走向失败。庄子一向主张“离形去知”，其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学习求知，而是要在合乎于“道”上求索，抛弃那些悖道之学。庄子所说的“道”，相当于王阳明说的“心”。因此，“知行合一”的本质要求是克服“一念不善”，在正心诚意上下功夫。
在王阳明晚年，为了让大家更直接体认本心，也为了让心学更具“简易直截、当下即是”的特点，他干脆撇开“知行合一”，提出了最核心的终极理论:致良知。
03.其道大光的无上心法——致良知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塔尖”，也是他一生修学与传道的结晶。既包含了心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又包含了方法论和实践论。王阳明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阳明曾不止一次强调过这个命题的重要性:“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而且强调致良知还是“吾圣门正法眼藏”，更是“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由此可见，致良知不能从字面上简单理解为凭良心做人做事。
孟子曰：“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具有生命本源性的知觉，人人皆有，而且只能从自身找，不能向外求。孟子认为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也可以看作是良知在道德层面的主要内容。“致”就是找寻、实现、扩充的意思。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多次从不同角度定义良知，认为良知不仅是人心所固有、先天所具备的道德意识，还是天理、是道之本源、是百行之规范、是辨善恶之标准、是无尘之明镜。总之，一切善，皆自良知出。唯致良知，能达于至善。
阳明心学以良知为宗，以良知证道，以良知见众生。事实上，王阳明后来的传道讲学，都是围绕这个内容展开。由于良知既是道之本源，又是内在于人的道德意识，所以当王阳明讲学时，只要一提良知，就自然含摄了“心、理、明德、亲民、至善”等儒学经常讨论的重要概念，覆盖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学主要内容，用王阳明的话说，这就叫“一语之下，洞见全体”。
“致良知”的含义也代表了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一切圣贤学问，归根究底，都在于体认内心本具的良知;一切道德践履，也无非是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并把这种功夫扩充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进而推至万事万物。致良知既是“正念”的功夫，也是“事上为学”的功夫，处则静养心体，出则救时济世。
以上可以看作对阳明心学的概述。冯友兰关于学习传统文化有一个经典提法，他强调不仅要遵照原文原意“照着讲”，更要结合时代精神“接着讲”。这也要求我们既要在学习研究上“正本清源”，更要在现实践履中“返本开新”。心学之于当代的意义，就是实现人格完善和精神转化，帮助我们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
04.练就一颗动静皆定的心
由于不苟从作为当朝正统思想的理学，王阳明在会试中名落孙山。很多人在榜上未见到自己的名字而唉声叹气、捶胸顿足甚至嚎啕大哭，王阳明却无动于衷。大家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于是过来安慰他。王阳明说：“你们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动心为耻。”王阳明的思想境界早已不在普通人的理解范围。每临大事有静气，不随境转，不为气乱，是王阳明最终能够建立奇功伟业的心决。
王阳明认为，只有“主宰常定”，才能做到“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而心无主宰，就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好恶、私欲左右，被外界和他人的言行所影响。保持从容自在的秘诀就是“只动脑，不动心”。不动心要求一个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都要保持内心的淡定与宁静，永远做自己心灵的主人和情绪的主宰。只有心态宁静才能保持最好的状态，来应对一切困难与挑战。
真正做到心外无物，才能练就不动心。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后，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却没得到相应的赏赐和荣誉，甚至还受到了非议和污蔑。他回顾这件事时说：“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足以动吾一念?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在王阳明的内心世界中，他将平叛乱看作是致良知对应的结果，看成是“事上练”的磨砺，将荣辱毁誉皆视为浮云，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浮躁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标签。我们很容易被他人的看法和言语左右，导致心态失衡、行为失范、结果失望；我们会为付出没有收获而烦恼、会为做好人没有好报而惋惜。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善”本身就是为善者的最大回报，无须外求善的衍生物。这一思想也契合了大乘佛法中“无相布施、无住生心”的空性智慧。所以，“不动心”首先要让本心成为自己的主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善行都是修行。
从另一方面看，不动心并不是要你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也不是要你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实际上，王阳明言行之犀利近乎于“狂狷”，这里的狂狷并不是贬义词。《论语》有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心学从来都不提倡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佛学教人解脱放下，心学教人担当作为，这也是心学与佛学的重要区别。王阳明一生反复强调“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指出“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心学一个重要的精神价值就是强调“事上磨、事上练”。很多人静时情绪稳定，甚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旦遇上事就心神大乱、丢盔卸甲。沉空守寂、徒知养静必然会走向枯禅，即便是当下开悟，也需要在事上实证实修。
事上练强调将“万物皆备于我”，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人生在世，工作和生活中总要面对很多你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与其消极逃避，不如以坦然积极的心态去主动承担，把它当作磨砺的机会，当作对自己心性和能力的完善，不论结果如何，你都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从哲学视角看，把你认为无意义的事接受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
05.练就一颗至诚至善的心
王阳明以一介文官赴沙场征战，却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每次打仗都是临时组织招募一支队伍，这是最为人称奇的地方。他把心学的精妙智慧与强大力量有效运用到战场上，率文吏弱卒，一举荡平了江西数十年的巨寇；他用几封书信扰乱敌心，一场火攻，三十五天就平定了宁王之乱；在没有朝廷的同意和支持下，王阳明为百姓计，毅然拖着病体深入崇山峻岭，根除了盘踞广西部族多年的各路匪患。王阳明成功将致良知从修身扩展到平天下，最后官至兵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有力证明了心存天理与功成名就并不矛盾，内圣同样可以外王。但他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阳明认为《中庸》是讲“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而《大学》是讲“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惟天下之至诚，能立天下之大本。诚意是心学理论中的重要基石。
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从“心即理”到“四句教”，阳明心学经历了逐渐完善的过程。“四句教”被视为阳明心学的总结和旨归。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500年来，对此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基本含义可以理解如下：心的本体原无善恶之分，就好比水本身没有善恶一样。奶牛喝了水可以转化为牛奶，毒蛇喝了水可以转化成毒液，人们普遍认为成奶之水是善的，成毒之水是恶的，这样的善恶都是从个人心中的喜好和厌恶生发出来，这就是有善有恶意之动；良知本身不是善，却是能够分辨善恶的能力和本性；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心即理，心无外物，格物就是正心诚意，克已省察，为善去恶。四句教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格物，还是诚意的功夫。至诚至善是成就自我、成就他人、成就万物的一体之道，也是我们修心的重要目的。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但现实中有很多人，往往意不诚，明知道是善的东西，却出于利害关系而不敢坚持；明知道是恶的东西，也由于习性使然而偏偏去做。这就是自欺，就是知行无法合一的阻碍。因此，要把正心诚意的功夫贯穿到整个修心过程中，反求诸己、反观内视，反身而诚，一旦萌生不良的欲望和念头应立即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心体廓然，才能至诚至善。
06.练就一颗光明仁德的心
仁是儒家“五常”之首。孔子说：仁者，爱人。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助和互爱。而阳明心学中的仁，是超越了推己及人的万物一体之仁。在这样的境界中，圣人视万物为一个整体，不分你我与彼此，个体之得就是整体之得，整体之失也是个体之失。
爱因斯坦曾经的一段论述，与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有异曲同工之妙。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是我们称之为宇宙这一整体的一部分，是一部分有限的时空。他体验他自己、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就像一种东西区别于其它东西一样——这是一种他个人意识的光学错觉。这种错觉对于我们就像是一个监狱，将我们限制在个人的欲望和我们周围一小部分人的影响之中。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将我们的同情心扩展至所有的生灵和整个美好的自然，以使我们自己从这个监狱中解脱出来。”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就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无论是波士顿二战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的忏悔”，还是当年佛山“小悦悦”事件都表明，让良知蒙尘绝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每个人都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终有一天道德的氧气会日渐稀薄，大家都会缺氧窒息。这看起来是一种自我保护，其实却是一种无形的自我伤害。良知对灵魂的拷问和鞭挞，是更为严厉的刑罚，而执法者就是自己的心。
有学者说“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厚黑学、权谋学、关系学看似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实则是走向邪路的阶梯。阳明心学就是用“大巧若拙”的圣人之法扫除一切构思过度的灰尘，使“良知全体呈现，心灵彻底自由”。
王阳明临终之时，弟子问他要说点什么，王阳明给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至此，王阳明走完了他艰辛而伟大的一生。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其中孔子和王阳明各占其一，曾国藩算半个。且不论这样的溢美之词是否准确，单就“此心光明”这四个字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此心光明”是对心学大道至简的高度概括、是其一生光明磊落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往圣先贤大音希声的致敬、更是对后世学子的心传。我一直认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即听从内心光明的指引，让心性光明、意动光明、言行光明，通过致良知构建人生的大格局、大境界。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心领神会，正法已传。像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孔子等成佛成圣之人，通常是不立文字，心口相传，靠习者自己体悟。用禅宗的说法，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一方面，文有形而思无界，文字本身的局限性会制约思想的准确表达；另一方面，将抽象化的意识转化成书面记载或多或少会有损耗和失真。《传习录》主要是王阳明的书信和与弟子的对话，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就像星火一样散落于其中。我们沐浴在其思想光芒的同时，它也在对我们的心灵进行涤荡与洗礼。当此心尘垢落尽、皎洁明亮之时，你会发现自心本具的光芒，其实与圣人之光无二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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