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山路
我一直怀念家乡的山路，如今它们已被时间和杂草掩埋。
在我的记忆里，山路总是初秋的颜色，两旁的灌木和松树充满野性的红色，后方是漫山遍野的竹林，石阶湿润而苍老。山路笔直往上，山顶有凉亭，青瓦泥墙，内部搁着两根平阔的木板。凉亭看上去脆弱之极，但奇迹般的经受了许多风吹雨打，仍然不紧不慢的矗立在那儿，供我那些未曾谋面的先辈们在这里歇肩和抽烟。
父亲也曾在这里抽过烟。年轻时，父亲抽的是旱烟，满身都是烟草的味道。他在这里歇了一阵后，背起担子，一路向下。他以为他会这样过一辈子，重复先人的足迹。他感觉不到时代已经因为疼痛开始扭动身躯，他也想像不到，某一天，一辆汽车能够越过这些山路开进村子。坐在汽车上的人，就是我。
20世纪末期，许多农民将目光转向了山路，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不满。当他们喊着“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抡起锄头的时候，山路被彻底遗弃了。那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农村按户出人，自带干粮，硬是在山上锄出一条歪歪扭扭的机耕路。跨越一个世纪，这些机耕路又改头换面，浇上了水泥。不过，当初人们的预想似乎是错了，没有更多的人进村，反而是更多的年轻人喜滋滋的出山了，部分村庄彻底荒芜，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守着机耕路，眼光满是惆怅和寂寥，像极了当初被他们遗弃的山路。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锄头一锄头挖开的不是路，是城市的触须。
就这样，山路被水泥路拦腰截断，只有部分路段露出昔日的痕迹。她静静的趴在水泥路旁边，看那些本应一边抽烟一边悠闲赶路的农民如今开着电动车、摩托车和小车，匆匆进出。对于这一代农民来说，路边早已没有值得停下的风景。
如今，父亲的烟竿不知所踪，他完成了旱烟到香烟的过渡，他也顺利的把我带出了山，我成了这个时代许多农村孩子的典型：生在山中，活在山外。然而，我还依稀记得自己蹒跚着走在父亲的背后，在山路拾阶而上，小心翼翼，充满欣喜。
那是一段温暖的日子，阳光恬静的照在父亲的肩上，他那不足一米六的身姿对我来说是那么高大。
租户生涯
父亲小时，家里早已破落，从财主沦为村里有名的穷鬼。父亲口中的回忆，总是和“穷”字相关，比如冷了盖蓑衣，饿了吃番薯丝饭，家中只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因为穷，父亲显得有些“小心眼”，小至一把伞、一个碗，如若丢失，他必要唠叨半天。他这一生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改变了家里的局面，比如娶了老婆生了我，比如将房屋进行扩建，比如将我带出了农村。
自我记事起，几乎没有尝到当穷鬼的滋味，这也归功于父亲。把我带出农村后，我们就丢弃了老家宽敞明亮的房子，租进了同样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成了半个城里人，开始追寻城里人的认同感。从十三岁到二十四岁，我们一共搬了四次房子，从别人家里再搬到别人家里，一家三口，同样的拥挤，同样的温暖。这十多年的时间，我完成了叛逆到懂事的蜕变，从一个瘦小的孩子变成了一名大学生。虚荣的我，总是不太愿意邀请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到家里作客，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依然在山里，尽管如今已是蛛网满屋。
父亲是个很讲情义的人，尽管大部分时候对家人过于暴躁。房东和父亲相处很不错，哪怕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也依然当作亲戚来往。记得考上大学时，房东还包了五百元的红包，这位房东如今已经逝世，但我仍然记得他的模样——他和我父亲是同时代的人，同样的口气，同样的矮小，同样的脾气，同样的“精明”。
所以，在我眼里，那些整天板着脸催租的包租婆包租公形象总有些令人反感。我记忆中的这份温暖不允许被如此粗劣的形象所代替。
二十四岁那年，我们终于东拼西凑买了一栋房子。后来，自我和妻子搬出去后，房子显得有些大了。父亲和母亲商议后决定出租二楼的房间。我们从租户变成了房东。父亲暴躁的脾气让我有些担心，一直对租房一事持反对意见。果然，租户搬进来不足几月，父亲就逼着他们离开了。事后，他对我说，对方没有人情味，总是呆在房间里一声不吭，像陌路人。
我想，父亲一定在幻想着当年的情景，和房东一同畅谈儿女家事以及天下大事，吃饭时候串串门，红白之事相互帮忙，冬天挤在一起晒太阳、聊聊天——像一家人一样来往，像一家人一样生活，一直延续下去。
他只是把这些归结为三个字：人情味。
暴躁的父亲
第一次发现父亲老去，是我还处于叛逆期的时候。当时，在乡下教书的堂哥找我谈心，我们正坐在河边畅谈读书与未来的关系，父亲出现了。他从人流中走出来，穿着一件破旧的皮夹克，两鬓已经苍白。
这个形象之所以至今留在我脑海里，是因为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如此矮小，如此卑微。我感到一阵铰心的疼痛，觉得那些虚幻的未来和眼前这个憔悴的老人相比，如此不值一得。父母都是山里人，缺失的教育让他们一直将我和别的孩子对比（比如我的堂哥），一直让我要为他们争气。这很大程度造就了我叛逆而自卑的性格，然而，等苍老的父亲活生生的站在面前时，我却无言以对。
父亲对年龄渐长显然也不适应，这让他的脾气愈加暴躁。他已经知道，随着我日益成熟，他的权威已经一落千丈，家里的大事小事再也不是他能左右，他那个有文化的儿子随时可以反驳他，让他哑口无言。这让他惶恐、愤怒，甚至有些委屈。
父亲退休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已经到达了顶点。他声称家里再也没有他说话的地方，准备搬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止他，以至于最后不得已和妻子另外买了房。我们都明白，父子之间的沟通已经没有了，那个为我捉蝉的父亲和那个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儿子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不见了。
那些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自制力的学者们在赞颂中国“权威教育”的同时，大概不会想到，中国有太多的父亲和儿子已经成了这种教育的受害者。权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沟通，这种沟通迟早会随着岁月崩塌，这种权威让每位儿子为了不伤害老人而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这是他制力，而非自制力），这种权威让亲情和无私的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强迫。
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是无法知道这一点的。退休后，他经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和邻居聊天，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着自家的菜园子。有时候，他很不安，经常抽烟。我想，他一定是寂寞了，可惜我无法补偿这样的寂寞，因为看着他背影的时候，我的寂寞也同样无人补偿。
第二类视角
时间是种人为概念，对我而言，它并不呈线形展开，我也不是某个时间的节点。当我走在路上时，时间就像网一样散开，延伸到过去和未来，延伸到那些我不熟悉的人们身上。
于是，过去和未来就在我身上叠加：我走的这条路，前人曾走过，后人也将继续走，对于路来说，时间并未流动，或者根本不存在时间。
这种东方式的哲学思维让所有的想法有了直观的触觉。前人不再是浅显的概念，而是种饱满的形象，他们在同一个时空中窃窃私语，但与我们只有精神上的联系。
自我意识的出现，让我们对死后的世界充满了幻想和不安。我们无可否认的向着苍老的道路走去，前方是去往天堂的大门还是去往地狱的黑洞，我们不得而知。以这样的视角去看我的童年，去看我的父辈，生活就如同展开的胶卷底片，呈现出的静态画面是如此的苍凉！
一条街、一个村庄、一棵树……我生活的构成要件并不复杂，和我的父辈相比，少了些历史的折腾，和我的后辈相比，少了些时代的喧嚣。如若按照费尔南多·佩索阿在《遑思录》中的笔触，简单的素描也可以展示立体的维度，那么我的生活也可以成为第二类视角，在枯燥的工作和繁琐的生活中找到圆润通透的感觉：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本身是内容丰富的事件。
我们可以否定轮回，却不能否定与前人道路的相似性。就像父亲，他走的路越来越苍老和荒芜，我也将沿着他苍老的道路走下去，也许每一个足迹都有所重叠，但厚度不同，也许每一块路标的提示都大同小异，但方向不同。头上同样是北斗星，足下同样是黄土地，却活着不同的人。
我所生活的城市，我周边活着的人们，我的父亲，在这样的视角当中，如此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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