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5年前，世界刚刚经历过恐怖的“末日”，不慌不忙地来到了21世纪的新元年。在台湾的屏东县某中学，有一个名叫叶永鋕的11岁男孩，刚刚在音乐课上对着一大帮让他觉得恐惧的同学，深情款款地唱完一首《珍重再见》，然后就举手跟老师报告尿急。

此时距离下课还有5分钟——如果是正常的下课时间，他是不敢去尿尿的，怕被其他学生欺负，所以老师同意了，结果这一次却万万没想到，男孩的“珍重再见”成为了此生绝唱，因为他在厕所内遭遇了自己的世界末日。

以上便是20世纪末台岛最著名的“玫瑰少年”案，一度让全岛上下震惊，各地民众侧目，从而直接催化了《性别平等教育法》的制定，台湾教育部更是拍摄了纪录片《玫瑰少年》，在全岛高中发行……时至今日，对于男孩的死因，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不过真相是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如何让那些活在缝隙中的“玫瑰少年”也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14年过后，也就是去年10月，我去过一回台湾，没有幸运地碰到韩寒在《来自太平洋的风》提到的各种好人，也没有碰到各种肥皂剧或综艺剧的拍摄外景，倒是碰到了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

那可真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场面啊，队伍里真是比奇装异服还异装奇服，比COSPLAY还极品另类，再结合那天足以晒到骆驼都中暑的天气，搞得我自己都有些脑子发热，差点把衣服一脱，也加入这游行大军。

后来回到广州，碰巧看到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相关报道，其中有谈到主事者的心声。他声称他们是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位置的人，虽然大家拉帮结派在一起，看似团结力量大，但其实像是“占领华尔街”一般莫名其妙——“我们愤怒，但不知道愤怒什么，我们想要改变，又不知道要改变什么。”

对此，相比14年前的那个苦涩少年，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愤怒之后，我们到底又改变了什么呢？

就我个人而言，第一次接触同性恋还得追溯到中学。在此之前，对同性恋的认知就像是对避孕套一样，相当有限，仅从电影和小说里略知一二。

这位好友恰好是我的同桌，名叫叶芳，人称芳妹。取了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名字，在我们那个重男轻女的小城里显得特别奇怪，不过他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名字原来不是爸妈取的，而是后来自己改的——由此可见，细节不仅决定成败，还往往决定了性别。

其实真正让此公暴露性取向的并不是名字，而是他的初恋——所幸是暗恋，而且一恋就是好几年，每周给人家写肉麻情书，文笔一般，可却情真意切，偶尔让我润色几笔，顿时妙笔生花，感动到不舍得寄走，夹在语文课本上，每天早上早读课时大声地朗诵十几次。

记得当时还不怎么流行“见光死”，可后来就突然流行了——对此，我同桌也算是功不可没。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天还是情人节，临近小芳的男神高考，小芳寻思再不表白就没机会了，于是下定决心发出见面邀请，正所谓“月下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结果一见面就把人吓崩了——这点其实很容易理解，人家兴致勃勃地赴约，带着鲜花和准备开房的盘缠，打扮得像是四年后要去公司面试一样，心里琢磨者可是某个情窦初开深受琼瑶毒害的小学妹呢。

为此，我那纯洁的小伙伴可真是心如刀割，每天白头上课发呆，每天晚上自习淌泪——为了把他安慰妥当，我不惜陪他吃了一个礼拜的宵夜，期间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看到任何刀片之类的利器。

有了中学这段经历之后，上了大学，直至出了社会，发现身边有类似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加上王家卫在《春光乍泄》用两大帅哥给“同志”做了心理建设，于是便发自内心地认同了该群体。

后来又读了王小波的《似水柔情》，让我对同志有了更多的学术性了解，知道这个活在狭缝里的群体真心不容易啊，特别是在那个还未开化的年代。书里有谈到当时的警察如何区分同性恋，非常有趣，比如说让你伸出手指看你的指甲，如果直直的拿给警察看的就是异性恋，如果是手心朝上弯曲着手指递手过来，就有比较大的嫌疑了。类似的区分方法还包括让人看脚掌——当然，这些都是伪科学，起码不是严肃科学，仅作笑谈，不必认真（要认真的话笔者也有同志嫌疑）。

众所周知，欧美各国现在对“同志”群体已经达到了空前开放的程度。连我们伟大的苹果教父２代库克也公开出柜了，难怪iphone plus是弯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段子。不过事实上，名人出柜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从国家总理到各类明星再到各种名人运动员。由此可见，同志的文化逐渐出现了以下两种趋势：

１.民众对这类群体越来越认可。起码果粉们应该不会排斥和歧视。

２.大家也更乐于展现自我，不想再潜水了。

乍一看，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我要告诉你，欧洲历史往后倒退个一百多年，那时的社会可是把同志当做洪水猛兽去迫害的。原因很简单，西方国民的思想一般都是由宗教信仰所支配，但在宗教里对此类群体就不是那么友善了，比如说基督教就认为婚姻和家庭就必须由一男一女组成，任何违背上帝这个意愿的人都要受到惩罚。在圣经里的利未记十八章22节里也有说到：“不可与男人媾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要被处于绞刑或者烧死。

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平静而又淡漠，既无太多的溢美之词，也无过多的诋毁指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还零星地点缀着同性爱情故事和诗歌，就这一点，便足以让西方的传教士们大为震惊。

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同性恋在商周时代，而历史典籍中的《史记》和《汉书》也曾记载道：几乎所有西汉帝王都有过同性恋人，其中最著名的典故莫过于“断袖”了。话说汉哀帝与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于是“断袖而起”，可见恩爱之深。后来世人便用“断袖之臂”来形容同性恋关系。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是急转而下，特别从1966开始，同性恋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悲剧。当时的政府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会让整个社会蒙羞。此后，同性恋行为更是被认定为犯流氓罪和影响社会秩序，高压之下，同性恋者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跟欧美当代的文明在对同性恋这群体的社会包容性上有着类似的地方，乍一看，一进一退，倒有些黑色幽默的成分。所幸现在，社会对于同性恋也逐渐有了更文明的认识。当然，其中少不了各类公众人物（如蔡康永）的带头作用。

自称这辈子“接了2万个同性恋热线”的张北川曾经呼吁：“人有没有性和性别选择的自由？应当尊重。其他的事，都是小事。我们要提倡和鼓励的是，一个人愿意怎么生活，不是他应该怎么生活？这样有利于困惑中的人们展现自我。这种轻松的自我状态，也有利于性的少数派，为整个社会呈现自己和做出贡献。”

这样的话，在思想开明的国家说说就好，大家听不进去也罢，可在某些地方，那就未必了。据前不久《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叙利亚一名男同性恋被ISIS处决。他们起先是将他蒙上眼睛推下7层高塔楼，但是这名男同性恋者并没有摔死。随后他们对这名男子施以石刑将其打死。看来，这名男子真是惹上了不该惹的主，犯下了不该犯的“罪”，但事实上，人家只是在对菊花的兴趣点不一样而已。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和国家。

然而，区区一个“更好”就足够了吗？

据统计学分析，平均２０个人里面就有一位同志，所以我相信，在本文的读者里，肯定也有此类似的朋友。

对于这些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年青到几乎还没有力量去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环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宽容性，那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依旧恶劣蛮夷，也千万不要太压抑，你可以继续隐瞒，但千万不要对自己失望，甚至绝望。

须知道，同性恋从来都不是病（这个社会有病的人多的是），只是一种存在的个体而已，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个可能还未足够文明的社会而成为真正的病，正如《X战警》里的万磁王所说：“他们想治好我们，但我认为，我们才是治愈的方法。

注：更多文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沈万九，或最新作品《做一回久违的自己，勿忘初心》。

星光不问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都需要想象力，需要不断改变，需要对知识进行重新梳理，需要跨越重重界限，来实现发展。最大的限制来自于固有的观念，来自于把人限制死的各种规范和偏见。美国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引发了激烈讨论，也有人担心，在中国会有同样的事情出现，于是如临大敌。现实很残酷，也压垮了人们的想象力，让人的想象无法突破眼前的三尺空间，然而这种悲哀，是否会继续存在？继续长期存在？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日新月异，人类本应不断有新的思考、创意性的发挥，“我颠覆，故我创造”，人类本应有这样的勇气，而非墨守成规，固执己见。 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多元主义社会中的人，而不是继续采用单维思考模式。 一本书不见得能够改变什么，但是，有一个开口，总会好些。 ——萧秋水：想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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